第三帝國的語言
在伊藤計劃的科幻小說《虐殺器官》裡的大反派約翰僅僅在媒體上面使用特定的語言，就足以引發大屠殺。因此伊藤計劃把這樣的語言稱為「虐殺器官」。
在這篇文章以及接下來的文章裡，我要討論的就是《虐殺器官》的核心：語言真的跟大屠殺有關嗎？什麼樣的語言足以誘發大屠殺？
系統性的關於現代語言與政治之間關聯的研究，始於納粹的研究。其中最早的著作當屬克萊普勒（Victor Klemperer）1947年出版的《第三帝國的語言》（LTI – Lingua Tertii Imperii: Notizbuch eines Philologen）。
克萊普勒更為人所知的是他的日記。克萊普勒1881年生於德國布蘭登堡的蘭茲貝格（現於波蘭）的一個猶太人家庭。他在慕尼黑，日內瓦，巴黎等地研讀哲學羅曼與德國文學。在慕尼黑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，在一戰後，在德勒斯登大學任教。經歷了德國戰後的物價飛漲，威瑪共和成立的風雨蕭條，以及納粹執政的打壓。幸運地是他的妻子是雅利安人，儘管備受刁難，他們終究得保性命周全。二戰後，克萊普勒留在東德，成為了東德文化界的樣板人物。他詳實的日記成為了當代研究威瑪共和，納粹時期以及東德時期德國文化的重要材料，因此被大量引用。埃文斯爵士（Richard J. Evans）的大部頭巨著《第三帝國》三部曲（The Third Reich Trilogy）裡面就有不少克萊普勒日記的片段。
《第三帝國的語言》是克萊普勒總結這十幾年在納粹德國統治下生活時的觀察，描述獨裁統治如何運用語言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，從而強固自己的統治，引導人的激情同時轉變人的道德觀與世界觀。這是一本文體很特別的書，集合了36篇短文。每一篇文章討論一個在納粹德國被大量使用/誤用的單詞。文章總是從一段語言開始。或許是一段對話、一段廣播或是一張海報，零散而抽離，沒有故事的來龍去脈，也沒有人物的背景交代，但是更具詩意，給人一種日常的感覺，這樣的場景並非偶然或是特殊，而是隨時隨地發生的現象。與其說這是嚴謹的學術分析，更像是一本結合回憶錄、歷史與哲學思考的散文集，但是依然充滿著對於語言的洞見。
第三帝國的語言其實相當少是自創的，多半是改變原有字詞的意涵或是大量援用外來語。德文是很容易產生新字或是新的組合字的。在納粹統治時期產生的新字不太多，重要的如entjuden 去猶太化，諷刺地是這影響了後來的Entnazifizierung 去納粹化這個詞的產生。
詞語意涵的轉化可以分成幾種：首先是婉轉修辭，用來淡化行為，例如以撤離Evakuierung形容驅離，以拿取Holen來表示拘捕，用特別處置Sonderbehandlung取代用毒氣殺死犯人。一個字詞的道德意涵也在納粹使用中產生了變化，特別是形容詞。Ruthless是納粹常用的好字眼，而溫和成為了軟弱的象徵。
另外一個納粹時代的語言特徵是極端化，代表的詞是“Ewig” ，等於英語中的“eternal”。有一個笑話是這樣說的，有一天，一個學校在舉行考試，考試的題目有一題是：「請問接著在第三帝國之後的為何？」如果你回答第四帝國的話，你不僅答錯了，而且還會有大麻煩。正確的答案是：「無！」因為第三帝國就是德國最終極的政權，是永恆的，因此第三帝國之後，不會再有任何政權。
另外一個能夠體現這種極端化的例子是惡名昭彰的最終解決方案“Endlösung”，也稱作”猶太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“（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）。這個詞同時也是一個婉轉修辭，不說屠殺不說殺，而是解決方案；不是臨時方案，也不是當前或現行方案，是最終解決方案。
克萊普勒的總結無疑是充滿創見的，但是我認為有一些的詞語並不見得是納粹的獨裁統治而產生的，納粹引用了很多工業時代與戰爭的詞彙，例如每一個人都是螺絲釘，或是像貧窮宣戰（對，我們現在也相當習慣這樣的用法）。將這些工業與戰爭術語大量使用在日常生活中是納粹時代的特色，但是卻也同樣是二十世紀的產物。
隨著我們對於納粹的研究越多，我們會很驚訝地發現，納粹在大眾文化的現代化過程中扮演了多麼重要的角色。不管是電影，媒體，裝置藝術與展場設計，也包含了語言。想要看看克萊普勒總結出來的第三帝國的語言是怎麼運作的嗎？除了他的《第三帝國的語言》之外，英國小說家歐威爾的《1984》也是非常棒的樣本，或者看看NRA的發言吧。
備註：如果想要多瞭解克萊普勒的一生與第三帝國的語言，可以在網路上尋找捷克導演Stan Neumann的紀錄片《Language Do Not Lie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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